“这个思路可以，但可行性不高。”大领导接话道，“牵涉到法律的制定，两三天时间连草案都出不来。”
    “或者就禁止中国人参与这只玉玺的拍卖？”姬家长辈说，“不过这样针对性太强，高山健可能更会逆反。”
    一刀切不行，重点打击也不行，会议再次陷入了僵局。
    乔清许将双手环抱在胸前，一边思考，一边对姬文川说：“禁止付款好像不太行，鎏金铜佛也是我们买回来的，哪些文物可以买，哪些不可以，两三天时间很难有个界定。”
    “是。”姬文川也否定了自己方才的提议，“禁止这条路应该走不通。”
    到了最后，会议也没讨论出具体的方案来，不过那位大领导听取了乔清许的建议，说会从政策方面来考虑此事。
    毕竟别的不说，要真成了恶意竞拍，姬文川的五十万美元保证金会直接打水漂。
    并且，要是最后乾隆玉玺还没追回来，那姬文川的挺身而出多少会显得有些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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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转眼来到拍卖当日。
    虽说乔清许并非场上的拍卖师，但他始终控制着整场拍卖的节奏。
    一是政策还没出来，他必须拖延时间；二是他必须装得像个真实买家，否则别人会看出来姬文川已经和中国政府联手。
    最后拍得乾隆玉玺时，办公室里没人感到放松。
    不过也就片刻工夫，人群猛然爆发出欢呼声，因为众人期盼的政策终于出台了。
    “是什么样的内容？”乔清许凑近了姬文川的手机。
    “以非法手段出境的重要文物，”姬文川念着红头文件里的字句，“再次入境时将被直接没收。”
    乔清许愣了愣，立马明白了背后的用意：“好绝。”
    许多爱国商人去国外购回重要文物，本身就是为了捐给国家。
    但这项举动变成强制性措施后，不想捐给国家的商人就很尴尬了。
    没有人规定姬文川拍下乾隆玉玺就必须捐出去，他完全可以放在雅颂博物馆里，来彰显自己在收藏圈里的地位。
    现在政策一出，他没了别的选择，东西压根带不回来，四千多万美元只能白白捐给中国政府，他还怎么付款？
    “确实很绝。”姬文川说，“这个政策表面上打击的是去国外参与文物拍卖的中国人，自己人打自己人，高山健也不好说什么。”
    “但实际上打击的是拍卖中国文物的行为。”乔清许说，“现在中国人去购买重要文物，只能是公益性质，这样中国文物的价格也炒不上去了。”
    就拿乾隆玉玺来说，如果竞拍的前提是无偿捐献，那姬文川还愿不愿意给出四千多万美元的价格，这事就得打个问号了。
    假如他的心理价位只有一千万，那竞价超过一千万后，他就不会再出价，这样其他外国买家也没法再把价格往上叫。
    因为说到底，中国文物之所以值钱，无非是有中国人愿意为此买单。
    现在中国人都不愿意玩了，外国人还怎么炒中国文物？
    这个政策一方面解决了恶意竞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遏制了国际市场买卖中国文物的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或许也有海外华人不受制约，仍然热衷于参与拍卖，但至少就乾隆玉玺事件来看，它已经发挥了最大作用。
    “这个时间点出政策刚好合适。”姬文川收了手机，说，“再早一会儿都不行。”
    “确实。”乔清许点了点头，“如果提前出来，你已经知道会被没收，还继续竞拍，就没法拒绝付款了。”
    “而我要是不继续拍，现在玉玺已经被欧洲人拍走。”
    其实退一步来说，就算那欧洲买家花高价拍得了玉玺，当他得知中国政府的新政策时，应该也会重新评估，玉玺还值不值这个价。
    如果觉得不值，多半也会想办法跟高山健进行协商。
    “现在高山健应该也知道玉玺卖不起价了。”乔清许彻底放松了下来，“后面洽谈应该会容易一些。”
    “是的。”姬文川道，“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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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文川拒绝付款的事在国际上引发了热议，但没有人把这事定性为恶意竞拍。
    勿言堂退还了保证金，毕竟新政策限制的只有重要文物，一些普通古董仍然可以卖给中国人，他们没必要跟身为重要客户的姬文川过不去。
    两周后，高山健的态度终于软化，同意将乾隆玉玺无偿还给中国政府。
    当然，“无偿”的背后是多方的努力，各地政府同意一定程度上减免高山堂的税收，媒体也大肆报道这一“善举”，给高山堂赚足了好感。
    与此同时，国外好几场中国文物的拍卖突然取消，显然是受到了此次事件影响。
    乾隆玉玺成功回国、拍卖中国文物的风气得到遏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和百年前相比，国家真正强大了起来。
    否则一个新政策公布，国人自己可能就不相信自家政府，外国人也更不可能当回事。
    而现在中国在国际上有了话语权，也不会再像曾经那样备受屈辱。
    和国外的舆论环境不同，国内社会都默认就是姬文川和政府联手带回了乾隆玉玺。
    虽然乔清许觉得有些好笑，但事实是姬文川还真坐实了“民族英雄”这个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