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搬动书橱什么的,把门堵上了。”刘北安苦笑道,“真有干劲啊,不配合到这地步,都不知道谁才是非法拘禁的一方了。”
“没关系的,交给我吧。”对我来说,只要能在门外聊聊就行,见面与否无所谓。
刘北安点点头,看了眼手表,“与韦总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算上车程,我们最晚八点出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我在一楼楼梯口等你。”
我点点头。他转身离去,留下一扇打不开的门。
我背靠门坐下。
“是我。”
没任何回应。
“只有我了,那伙人都走了。”
我尽可能坦诚地向她解释:关于过去的误会,自己那时的处境,与她父亲的争吵。并告知眼下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未被理解。门对面不声不响。
“阿颖?”我再次呼唤。
还是没有回音。
随便说点什么,继续说下去。
我拼命摸索记忆口袋——关于我和苏颖共同经历的记忆。那时苏颖和我曾交替饲养一只仓鼠来着。一只胆子很小的。名字叫“汤圆”(元宵节灯会的最后,苏颖觉得可怜买的)。她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拜托我先养。纠缠了几个月后。父母好歹同意,才接回家去。
但仅仅养了两周就死了,原因不明(据我猜测,是她母亲喂食了水分高的水果)。
“只是暂时的妥协而已,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我继续说了下去,“把你领回原来的世界,领回有猫有仓鼠,有鲜活生命和理想的世界。”
无法确认自己讲的话传达给对方没有。有一种徒劳之感,好像不架桥梁就要往对岸铺桥板似的。
“讲累了吗?”苏颖说,声音十分冷静、透彻。
“算是吧。”
“不必解释什么。”
她用没有丝毫迷茫的声音说,犹如森林中的预言鸟,“你的想法与我无关。领好你那一份钱,像以前那样随便消失到哪个城市就行。”
门的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什么球形物体滚落地板的声响。随即是脚步声,声音似乎由近至远。
我意识到这是她起身离开的声响。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最讨厌你了。”声音从远处传来。
“是吗,倒是能理解。”
寂静良久,门对面再无声息。我意识到对话已彻底结束,起身离去。
回到一楼,刘北安坐在台阶上,怔怔出神,不知道在想什么。
“聊完了?”见到我,他面露惊讶。
“谈崩了,那孩子大概再也不愿见我了。”我苦笑道,“可以的话,希望你照顾好她。”
“放心好了,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朋友。”
刘北安领我走出别墅的大门。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外界的阳光。在别墅里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区别依稀莫辨。
刘北安的车是一辆加长款林肯。银光熠熠,庞大的车体俨然汽艇一般浮现在楼门前的路面上。
刘北安在前,我跟着他走出大门,“健身教练”迅速跟在身后。背头男则面对着我们,站在门外不远处对角线的一隅。一切都在无言中完成,有条不紊。毫无逃脱的空隙。
我们一走近,“健身教练”拉开后座车门,“沙”一声悦耳的声响。随后自己也钻进后座,调出我正对面的隐藏座位并无言落座。
车内设备非比一般。后排与我熟知的轿车截然不同,已完全看不出自己身处车厢内部,更像是机场的vip休息区。光泽闪亮的木质内饰与地板,驾驶席靠背的背面安有折叠桌和微型冰柜,空调风静谧而自然,脚下的地毯软绵绵的。
注意到时,车已开动,一切动静都只有一张张翻动新扑克牌那个程度,感觉就像坐在金属盆里在水银湖面上滑行。
刘北安坐我身边,按下开关,小型吧台和胶囊咖啡机自动展开,将后车厢与驾驶座完全隔开的电视大屏缓缓升起,播放起播布鲁诺·马尔斯的《uptown funk》。虽然悦耳,但没什么意思。
“不知不觉,流行音乐全变成了这么一股味道。”刘北安盯着屏幕感慨。
“不听鲍勃迪伦了?”
“鲍勃迪伦?”刘北安好笑似的重复道,“早不听了,你说得对,那确实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东西。”
“健身教练”对我和刘北安的对话置若罔闻。他盯着自己膝盖前的某个角落,表情匮乏得近乎不可思议。
我想了想,继续了话题,“前几年,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的生平。”
“哦?”
“迪伦的诗歌、歌词,大半是晦涩的,甚至没有主题。所以,很难说与国内所谓的诗歌体裁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也许你觉得他的歌词是在表达一种对政府的批判,其实他是在阐述另外一个更加浅显的话题。他常常故意把自己的歌词写得很晦涩,想借此摆脱人们对他的关注,可这样反而引来大家对他的好奇。”
刘北安默默取出起一张唱片,细看封面的曲目表。但没有投入播放。
“美国曾出版过一本书,详细地考证迪伦每天都在干什么。大家对他的关注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甚至还有过“迪伦学”的专门研究。所以,当他被引进介绍到中国时,更多的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姿态进入的。人们对他代表的文化而好奇,喜欢去研究他文字和歌曲的隐藏秘密。其实,鲍勃·迪伦的文字有的是胡写的,有的是认真写的,有的他故意写得很恶俗的,有的却又高雅非凡。”
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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