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
    1912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首任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唐内阁既倒，袁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陆标榜用人以才不论党，自谓“超然内阁”。乃陆至参议院发布政见时，语不及政，刺刺谈交际事，议员大哗，提出弹劾其失职案。袁为极力疏通，后虽勉强成立内阁，终不满意于参议院。陆亦知难而退，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袁乃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时党见分歧，各党又不相能。七月九日袁通令劝告政党云：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阅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第二节孙中山、黄兴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年，号庆午、竞午。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北上后之八大政纲
    八月下旬，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意在调和各派党见。九月二十九日《时报》载有总统府秘书厅通告八大政纲文：
    1913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
    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之办法  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
    陆、赵两阁，本皆承袁意而组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
    第三节宋教仁之遇刺
    袁席北洋军队实力，攫，临时大总统而有之，任用多其本系，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冬电（2月2日应的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来函应的函件。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智庵，赵秉钧号。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
    （6）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7）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8）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证据确凿不移地说明：袁世凯决定要暗杀他的政敌宋教仁，叫特务头子赵秉钧去执行。赵手下有个秘书叫洪述祖，跟上海流氓帮会有往来，赵叫他物色一个流氓去办这件事情。洪找到了大流氓应桂馨，许以厚利，叫他执行暗杀任务。通过洪的介绍，赵发下密电码一本，与应直接通电联系。随后赵察觉到直接通电容易暴露，便又叫洪到上海向应说明，以后由洪居间联系。洪回到北京后，一面写信催应从速动手，这就是密函中所讲的要“做一篇激烈文章”，一面向袁汇报情况，袁许以事成之后以勋位为酬。
    宋教仁遇刺前，宋案幕后指使赵秉钧给刺客的手令密件  洪述祖并非无名之辈。清朝末年，他做过直隶候补道，跟唐绍仪拉上了交情。袁任内阁总理大臣时，通过唐的介绍，他上了一道秘密条陈，主张袁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以便从中取利。袁虽没有直接表示，可是心中暗暗赞许。后来唐组织内阁时，派他为内务部秘书，此后他便成为内务总长赵秉钧身边的一个谋士，有时也能直接跟袁交谈。
    应桂馨又名夔丞，是上海流氓帮会的大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中部同盟会联络会党军警起义，他投机混进了革命阵营，陈其美任为沪军都督府谍报处处长。沪军都督府撤销后，转入江苏都督府任江苏巡查长。他自称“中国共进会会长”，吹嘘全国共进会会员在1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武士英是山西人，年22岁，就是在应桂馨家中被捕的那个矮子。他在云南当过营长，因军队被裁流浪到上海来，加入了共进会，成了应桂馨的门下食客。
    此案发生后，只有一两天工夫，就把全部内幕揭穿，人证俱获，铁案如山，全国人民无不为之骇然。原来当今大总统是这样一个货色，他手中持有两件法宝：一件是黄金，一件是白刃。他对付一切政治敌人总不离乎这两手：要么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么用武器暗杀掉。他曾经用金钱和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而无效，就决定用另一手来对付他。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闹得通国皆知，袁做贼心虚，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缉凶命令，讲什么“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装腔作势地说了些“暗杀之风，万不可长，尤乖人道”的鬼话。他知道单靠一纸命令不能杜人之口，于是又派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竭力解释宋案与他无关，千万不要误会。刘与黄兴、宋教仁都是华兴会的老同志。他到上海后，黄兴和国民党人骂他做官心热，变节求荣，他只得灰溜溜地回北京去了。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袁、赵二人心慌意乱，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楼阁的文章，企图转移视线。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这篇文章请出梁启超、汪荣宝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杀人主谋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
    这篇文章也仍然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在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即使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赵秉钧，也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一面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他跟宋教仁如何要好，外间谣言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一面向袁辞职。毕竟袁比他更加狡狯，认为此时辞职反而证明心中有鬼，因此劝他说：“不妨告个假儿，我叫芝泉代替你的职务。”于是赵改辞职为请假，袁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袁世凯演义》）
    第四节以段祺瑞为总理
    四月二十六日，袁又擅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定善后大借款英金二千五百万镑条约，以客卿监督盐政，未经国会通过。国民益怨政府之倒行逆施，弁髦《约法》，反对之声，如潮而起。五月一日，赵秉钧辞职，袁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袁既专制自为，且得巨款供其设置，阴谋益得循已定之步骤而渐进。侦知南方各省将起而相抗，于是先发制人，北洋劲旅，陆续南下，先后免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都督职。五月廿四日《时报》载北京专电“表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云：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即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下略）
    五月二十九日，《时报》载袁与《大陆报》访员之谈论一则，颇可与袁日后行事相对照，兹录下：
    日前《大陆报》访员弥勒君访袁总统于三海，问答之间，颇关紧要，而于政治一方面，尤为注意。弥君先询治国政策，袁总统谓第一步须组织正式政府，使国家日见强盛，而以和平政策对付列强。又询问主张何种政体？袁总统谓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弥君又问，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旧制，有是事乎？袁总统谓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弥君又问，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袁笑谓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弥君又询问，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袁谓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弥君又问，第一须改革者为何事？袁总统谓改良币制，订定赋税规则，开拓国内富源，俾人民得以日见昌盛。人民昌盛是为立国之本。弥君又询问，此次反对中央，欲为第二次革命之情形。袁谓此种人已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象。然人民必不助其所为。大概此种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第二种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弥君又询问，总统对于国会之希望？袁总统谓国会议员，均由人民选举，以助正式政府成立。余甚愿国会助余早日建设政府云。
    第五节起兵之讨袁
    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军于湖口。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然袁先有准备，军事布置与其能力，非满清之窳弱可比；而讨袁军起过迟，坐失时机，揭橥所在，不及排满与推翻专制之易于鼓动；又各省各自为谋，不能统一，而民党内部黄克强氏每事与中山先生左；民众则叠遭战祸，疮痍未复，厌乱已深；袁氏心迹尚未大显，未为一般民众所窥，民党信誉，亦有使民众怀疑之处，故讨袁军以六七省之地，数十万之众，不二月而为袁氏所底定焉。
    李烈钧像
    袁世凯觊觎非分，总理洞烛其隐，且以闽、粤势处海边，袁氏鞭长莫及，乃密令发动讨袁。两省以内部整理未就，旦有图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动。又命湘省发难，谭延闿亦以种种不易情形报告之。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讨袁。时袁世凯以余有欢迎总理莅赣之举，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且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忌颇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当张继等来时，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谒总理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诸友亦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方略。后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舣船待余，乃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字咽（水）<冰>撰讨袁文（附件一）］，移时立就，并发出对外通电（附件二）及对党团公启（附件三），并令要塞鸣炮致贺。
    讨袁军既宣布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师长刘世均、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安伯等会议，决定宣布独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组织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参谋总长一人，副二人。军法部长一人，下置三科；财政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内政部长一人，下置六科；外务部长一人，下置四科；邮电部长一人，下置二科；军医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军政署长一人，其组织另定之。
    是时江西都督已由省议会公举欧阳武继任，讨袁军宣布独立后，省方亦表赞同，并布告人民（附件四），俾众周知。江西民气益加振奋矣。
    部署初定，忽接要塞电话报告，谓江面到有楚字军舰四艘，对湖口作示威状。闻者颇惊异。顾余以为当援皖、援鄂时，对海军一二舰队曾尽友谊之援助，黄锤英、汤芗铭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敌，不欲示以防御。未几该舰等即向九江驶去。
    自九江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北军派李纯统兵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初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乃不敌。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周为云南讲武堂优秀学生，由川间关随余，“出师未捷身先死”，滋可痛也（后由杨赓笙召集地方贤达，为周立墓于湖口）。又有余邦宪者，亦以团长阵亡。余勇浔湖之战，陷于不利，乃率所部退驻吴城，命炮兵营长刘凌扼守望夫亭，复命师长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然久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状似难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状，刘凌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夫亭，则伏兵登陆矣。方声涛挥刀斩数人，而吴城遂陷。
    时有满载援军之两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轮两艘遍江寻觅获之，命随余船行。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恩堂（山东人，亦日本同学）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严厉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赣州，守兵知其事乃捕获之电告余，余复电令解南昌法办。乃解至时，余已去，卒为李纯所杀。宗旨不定者，结果如此，可叹也。其时各高级官多已散去，财政司长魏斯灵亦携眷远走，不知去向（初有献周瑜印肴，篆文铜质，斑斓可观，余以此系国家至宝，不敢据为私有，当即交财政司保管。是时魏即逃去，该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邓祖禹者，奉余命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两艘，待余予寺步门外。余见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又久不至，而赣军苦战弹尽力疲，适湘督谭延闿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古有明训”之语，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劫行，余乃命分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故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符不久即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号桂良，与维新时六君子同时遇难之唐才常之长公子也），见余后表示湘省当扃及同党意见，而援军亦次第到，余嘱停萍乡待命，乃惜桂良赴袁州。因一路援军四集，秩序欠佳，余立持镇静。比抵袁州，刮益甚，时有不肖士兵在街市劫掠者。人民捆一人至，立时围观者二三千人，视余如何处置。余授意内卫队布置警戒之法，复命内卫队长钱义成将犯兵押送余前，跪俟处决。余以举义讨贼而有贼民之兵，既怜且恨，然为纪律计，余乃自拔手枪，命犯兵前行。不数步，犯兵跪子地，语余曰：“都督请就在此地受法。”余颔首，乃发二枪毙之。围观者皆欢呼，余频点首谢之。遂拔队行，翌日至萍乡。
    萍乡人民闻李都督到，咸企踵欲一见。余学书剑无成，讨袁又失败，无以慰人民，而人民爱戴若此，实可愧也。旋乘火车至长秒。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彼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行未一时，过湖口，船长又语余曰：“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然炮位已移去，过此以往，船行江面可无顾虑。”
    遂与桂良同进船长室谢其盛意，船长亦谦让不遑。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惟余虽脱险赴日，然因是役被通缉者，计有杨赓笙，胡廷銮，涂树霖、李儒修，王镇寰等；被捕殉难者，尚有徐秀钧诸先烈；而被捕系狱者，有姜伯彰、何犹兴、吴安伯、杨翘新诸同志，直至袁逆自毙始先后恢复自由云。
    第六节诸般之禁令
    袁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尽为北洋军人所有，势成统于一尊。
    七月二十七日，《时报》载有七月二十二日临时大总统命令云：
    本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承乏令职，于兹经年，国基甫定，百废未兴，乱耗发生。本大总统不能消祸未萌，致酿此变，震扰闾阎，循责返躬，负疚何极。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虽然政象不振之原因，原于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者固半，由于各方面形格势禁者亦半。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
    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善后之业，或尚惧难；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夫贤才之士，孰不爱惜羽毛，未受任而先已见摈，则延揽益难为力，降格以求，实势所逼，踌躇满志，事安可期？且施政程功，在明黜陟，一度政府成立，疏通动需数月，求才则几熏丹穴，共事则若抚娇儿，稍有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艰于登天。挽留且难，遑论黜斥？既不愿常以无政府贻笑万国，自不敢妄以大甄别施诸百僚，纪纲无自修明，政本安能澄肃？至于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本大总统求才若渴，固愿礼罗，各部总长，爱屋及乌，亦难固拒，弹冠相踵，滥竽日多！政务丛脞，当局者又责无可辞，仕途浊昏，挟功者亦宜分咎，中央艰窘，既已若是，其在地方抑又甚焉！最初都督总领军民，率以光复元勋，遂乃真除受事，等汉牧之就拜，类唐藩之留后，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命朝颁，拒电夕告。本大总统因循瞻顾，咎固难辞，顾亦尝再四思维，实不愿漫然变置。
    夫人既有自私土地之心，岂肯复为顾全大局之计？削藩召乱，移镇生变，往代常闻，取鉴非远，本大总统以民国新造，疮痍未苏，诚不愿炎汉七国之难，复见于今，庶几日本西南之师，皆以幸免，俯心迁就，职此之由。而一省擅命，诸方效尤。赏罚有所不行，政绩安从考核？况复上自诸司，下逮州县，可恃党籍为奥援，胁长官而自署，尽人皆革命元勋，辄有功民国。人言庞杂，进易退难。甚则土棍或作议员，剧盗尽成将校。以兹图治，宁异面墙？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廓清无状，私衷固所怀惭，作俑以始，继者独无分谤。
    至于治国大经，理财为要。自前清之末叶，久岁入之不敷。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成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稍尽急公之职，辄蒙专擅之讥，责无从负，政何自行？况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哉？
    凡此诸端，略述一二，其他百举，循类可推。本大总统非敢陈诉艰窘，希图诿卸，亦愿我国民知积重之势，非旦夕所能骤回。而转圜之机，在各方皆宜有责。今欲济此时艰，勤求治道，条理虽多，本原惟一：首在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此本苟拨，他复何丽？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得已。当此千钧一发之会，或亦除旧布新之机。方将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则拯坠日于虞渊，完漏舟于骇浪，虽云甚艰，何遽无术？所赖国人共宏大愿。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众。此令。
    又令云：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相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
    一、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
    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
    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
    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八月二日《时报》又载袁总统通令云：
    政党行动，首重法律，近来赣、粵、沪、宁凶徒构乱，逆首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皆国民党干事，从逆者亦多国民党党员，究竟该党是否通谋，抑仅黄、陈、李、柏等私人行动，态度不明，人言啧啧。现值戒严时期，着警备地域司令官传讯该党干事人员，如果不予逆谋，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籍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声言助乱，或藉词搪塞，是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法律具在，决不能为该党假借也云云。
    至是袁以为中国可以武力统一，政治可以独裁，种种非法行动，毅然为之而不顾。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四字矣！
    第七节国会之开幕
    民国二年一月，袁遂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所有当选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均限于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四月八日，两院议员于众议院行国会第一次开幕礼。国务总理及外交、陆军、海军、司法、农林、交通各总长均莅会。袁世凯亦派秘书梁士诒赍致颂词如左：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声庆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全。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祈祷者也。谨至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国会既成立，又依《临时约法》所规定，于前时之参议员，同日行解散礼。五月一日，参众两院从事议长选举：参议院选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选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由是而全国喁喁待望之第一次国会乃出现，然距元年三月公布《临时约法》，已一年余矣。
    第八节正式大总统之产生
    1913年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国会既开，先制宪法，以便依宪法而选举正式大总统。然宪法产出，需时甚久，若长此无正式负责之元首，对内对外，均属不便；遂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二年九月十二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决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宪法中《总统选举法》一部，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宣布。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至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是日计投票三次，前两次袁得票虽多，然不满法定之数；第三次就第二次得票最多之袁世凯、黎元洪二人行决议，袁乃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就职，其莅任宣言书如下：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