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得胜”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而北京城内，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免被敌人利用。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以阻挡敌骑冲突。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
    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他慨然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于是，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
    十月初十，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
    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他亲自披甲上阵，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
    十月十一日，随着号角声长鸣，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并在西直门外列阵，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家国近在咫尺，却是有家不能回，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
    当日，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派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瓦剌军败。明军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人。初战告捷，军威大振，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亦有所斩获。
    也先此次南下进兵，几乎是倾巢出动，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就连吃两个败仗，锐气大大受挫。之前，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骄横异常，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明军阵容整齐，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要想攻下北京，绝非易事。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
    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决定不派大臣“迎驾”，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
    此时两军对峙，一触即发，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经过商议，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
    十月十二日，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所以又名“蓟邱”，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便是指此处。
    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大摆兵仗，露刃夹道，杀气腾腾，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张弓矢，站在朱祁镇两旁。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献上羊酒。
    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道：“何不遣大臣来？”
    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朱祁镇道：“都是小臣。”
    也先亦大感不悦，怒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道：“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指名要于谦、石亨、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
    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石亨等重臣前来，借机扣押，由此扰乱明军防守，趁乱攻取北京。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意志竟然开始动摇，倾向于讲和。
    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坚决主张抗战，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石亨率伏兵陡起，截断了瓦剌军退路。
    当时北京已经入冬，天气寒冷，空中开始飘雪，忽而又是大风。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瓦剌军大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一齐射击。硝烟弥漫中，也先之弟孛罗、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孛罗绰号“铁元帅”，号称不可战胜，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
    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
    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他早有准备，背城列阵，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瓦剌军刚一逼近，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瓦剌军攻势受阻，见无法突破壕沟，只好往西而走。
    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紫荆关已经失守，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涿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镗见瓦剌败军到，亲自率军迎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新挫，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往北退去。
    孙镗见敌众我寡，不敢追击，退军到西直门下，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放他进去。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扈从英宗皇帝亲征，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此次再上战阵，肩负守城重责，不敢轻易做主。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坚持闭门不纳孙镗，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
    此时，瓦剌一队人马杀到，程信只下令从城上用枪炮遥击瓦剌军，为孙镗助威助战。
    孙镗见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率军与瓦剌在城下拼力血战。然而，瓦剌军有数千人之多，数倍于孙镗军，敌强我弱，实力对比悬殊。眼见孙镗就要不敌的时候，明都督高礼、毛福寿等率军从南面赶来助战。西直门外激战更急，双方混战在一起厮杀。混战中，明都督高礼身中流矢。孙镗军死伤渐多，有些抵挡不住，被瓦剌军四下围住。明军被逼着后退，战阵渐渐逼近西直门城门。
    危急时刻，总兵官石亨与侄子石彪率援军赶到。石亨的兵器是一把大刀，石彪则使巨斧，叔侄二人所用都是重兵器，所向披靡。瓦剌军领教了厉害，立即望风而逃。这时候已经是黄昏，天光渐暗，石亨下令收兵，没有继续追击。
    十月十四日，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挫的瓦剌军又进攻彰义门[8]。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迎战，主动出击。明军前队用神铳火器冲锋，后队列弓弩短兵继进，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
    但明景帝派来的监军太监想要争功，领着数百骑驰马抢前，明后军因而阵乱。瓦剌军乘势反击，总兵武兴不幸中流矢而死，明军受挫败退。瓦剌军追击明军到土城，当地居民舍生忘死，登屋号呼，投砖石阻击瓦剌军。情势危急之时，佥都御史王竑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领的援兵赶到，瓦剌军仓皇撤退。
    前几次交锋，均以瓦剌军大败告终。然而，瓦剌军元气未失，集结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一带的军队还有三万之多。但明军亦有占先之处，有着当时世上无可比拟的火器优势。
    早在元朝时，中国便有了火炮，即世所称“襄阳炮”，因首先在襄阳使用而得名[9]。此炮并非火炮，而是巨型投石机，威力巨大，为后世所重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攻城略地，往往赖火炮建功。
    这里面，还曾经发生过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燕军南下进攻济南的时候，围城三月而不能下，朱棣便下令用火炮轰城。当时守济南的是山东布政使铁铉，见燕军火炮厉害，便制作了许多大木牌，上书“太祖高皇帝神牌”，挂在城头。朱棣若继续开炮，便是轰了自己父皇的牌位，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停止轰击。
    朱棣当上皇帝后，在平定安南的战争中，获得了制作“神机枪炮”的方法。此枪炮威力令人耳目一新，非旧式火炮可比，朱棣特设“神机营”，成为明军中的炮兵部队，并在明军与蒙古的数次交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机枪炮当时称为“神铳”，由京师“兵仗”“火器”两局制造，因为是重要利器，不轻易配发。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时，给大军临时配发火器，许多明军士兵都不能熟练操作，以致在土木堡之变时，明军的火器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但北京既是京师，城头架设有许多大口径火炮，威力又非单兵使用的神机铳所能比拟。
    京城九门之中，以德胜门和西直门配置火炮的架数最多，火力也最强。于谦早就想炮轰德胜门外的瓦剌军，不过因为明英宗朱祁镇人在瓦剌军中，不得不有所顾忌。但突然之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瓦剌军受挫后，也先已派弟弟伯颜帖木儿护送朱祁镇往西去了。于谦派人侦察核实后，立即下令开炮。
    十月十五日这一晚，炮声震天。驻扎在城外的明军都点起火炬，以免被城中炮火误伤。明军大炮轰了一夜，声势惊人，瓦剌军死伤上万，其余人分西、北两路逃走，北路出居庸关，西路出紫荆关。
    北路出居庸关的瓦剌军大都顺利逃脱，而西路的瓦剌军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也先自良乡西退后，沿途大掠，还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陵寝殿。明军右都督孙镗大军正分布在往紫荆关的方向，大破也先瓦剌败军于涿州。刚好明军宣化守将杨洪奉诏率军两万入卫京师，在半路遇到被孙镗打败的瓦剌军。又一场大战，瓦剌军溃败。杨洪一直追击到霸州。瓦剌军能够生出紫荆关的，不过几千人而已。
    到十一月初八，瓦剌军全部退到塞外，京师解除了戒严。于谦有《出塞》一诗，记录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但又有《入塞》云：
    将军归来气如虎，十万貔貅争鼓舞。
    凯歌驰入玉门关，邑屋参差认乡土。
    弟兄亲戚远相迎，拥道拦街不得行。
    喜极成悲还堕泪，共言此会是更生。
    将军令严不得住，羽书催入京城去。
    朝廷受赏却还家，父子夫妻保相聚。
    人生从军无奈何，岁岁防边辛苦多。
    不须更奏胡笳曲，请君听我入塞歌。
    表示战争是不得已之举，希望从此边境无事、和平永在。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
    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瓦剌军败退之后，北京城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欢庆胜利。明景帝朱祁钰也在皇宫中设宴庆功，论功行赏。于谦以首功加“三孤”之一的“少保”衔，总督军务。
    于谦固辞道：“如今国家多难，近郊多垒，强敌虽退，疮痍未复，做臣子的实在觉得惭愧，怎能居功受赏？”朱祁钰不许于谦辞让，他才再拜受赏。
    武臣则以石亨为首功，之前他已经被封为武清伯，此时晋升为武清侯。石亨的侄子石彪也因功由指挥同知升为都指挥佥事。石亨得以封侯，可以说既有他本人的才干，也有于谦大力提拔的因素，否则，他至今仍然在诏狱戴罪，哪里谈得上建功立业？
    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名震天下，宠遇无比。甚至有人因此担心于谦权柄过重，司礼监宦官兴安听了后怒气冲冲地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意思是，于谦日夜为国家分忧，不要钱财，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找一个人来替代于谦。于是，“众皆默然”。
    力退强敌后，北京的局面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由于京师秩序相对混乱，未能完全回归正轨，盗贼趁机而起，放火抢劫者时而有之。且各种谣言满天飞，最流行的一种是：新皇帝朱祁钰并不是宣宗皇帝的亲生儿子，而是汉王朱高煦的儿子。理由是，其母吴太后曾是汉王朱高煦侍妾，而朱祁钰又与朱高煦容貌甚像。
    流言传入宫中后，朱祁钰既慌且怒，忙命人公开张榜澄清，称自己出生在宣德三年（1428年），而汉王朱高煦早在宣德元年（1426年）便已因造反而被讨平。
    然皇帝的反应并没有平息谣言，反而促使其传播得更快，且衍生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来——
    据说明成祖朱棣病危前，决意听从内心深处的召唤，改立次子汉王朱高煦为储君。但尚未来得及拟写诏书，朱棣便撒手西去。跟在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杨荣支持太子朱高炽即位，遂没有遵从成祖皇帝的遗愿，而秘不发丧，精心安排，促使朱高炽顺利当上皇帝。朱高煦得知父皇死讯时，朱高炽已经是君临天下的仁宗皇帝了。朱高煦心中不甘，遂于宣德一朝谋反，却被明宣宗朱瞻基亲自平定，最后更是被侄子烧成了焦炭[10]。其宠爱的侍妾吴氏亦被朱瞻基霸占，生下了儿子朱祁钰，即为当今大明王朝的新皇帝。因而这是上天的巧妙安排，朱高煦本该成为皇帝，又遭焚身绝嗣之祸，苍天为此鸣不平，于是借其侍妾吴氏所生之子朱祁钰来夺回皇位。尽管这个“子”是宣宗皇帝朱瞻基的骨血，但上天依旧借他之手，为朱高煦出了一口恶气，且将再度炮制骨肉相残的惨剧。
    关于骨肉相残惨剧一说，并不是指英宗朱祁镇归国有期、其人回到京城后会为弟弟所杀，而是指当今皇帝朱祁钰一定会对现任太子朱见深下毒手，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这一版本的故事类似宋太祖赵匡胤借金国金太宗报复夺位[11]一说，且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明英宗亦是做了瓦剌的俘囚，两者确实有极多相似之处。一时广为流传，甚至到了街谈巷议、人尽皆知的地步。
    对民间风向极为关注的新皇帝朱祁钰当然也听到了这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由得脸色如土。他可以用记载详细出生日期的皇族玉牒来反驳他并非明宣宗亲子一说，却无法驳斥新版本的故事——
    当日跟随成祖皇帝朱棣出征塞外的心腹，包括内阁大学士杨荣等人均已过世，无人能够证明成祖是否真的打算将皇位传给次子汉王朱高煦。而明景帝生母吴太后曾是朱高煦侍妾一事，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正因为她有此身份，明宣宗朱瞻基才不得不将她金屋藏娇在宫外，不敢收入宫中。若不是吴氏命好生下了儿子朱祁钰，母凭子贵，只怕始终是个无名无分的侍妾。
    朱祁钰因此而坐卧不宁，一度想要责成锦衣卫追查流言根源。还是礼部尚书胡濙劝谏道：“京师是龙蛇混杂之地，自古以来是非极多。无穷尘土无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陛下是万乘之躯，何必为了那些匪夷所思的闲言碎语而自扰？不如随它去吧，越是追查，反而越显得心虚。”
    朱祁钰新即帝位，根基尚不稳固，十分尊重重臣的意见，这才勉强作罢。
    世上沄沄，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烽火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对于那些战死的大臣及将士的家眷而言，还要继续承担失去亲人的伤痛。
    蒙古族女郎吴珊瑚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伯父和父亲，长兄吴瑾亦落入虏手，当了俘囚。活泼俏丽的她变得沉默寡言，形容消瘦，与往日判若两人。
    制扇女匠人蒋苏台的情况比吴珊瑚稍好。她兄长蒋鸣军本是神机营小校，因受伤未能跟随英宗皇帝出征，侥幸逃脱了土木堡之变，却又积极参加了北京保卫战，不幸腰间中了流矢，成了残废，一日三餐、吃喝拉撒都得靠妹妹照顾。
    蒋鸣军脾气本不大好，眼见自己成了废人，别说再回到军营，就连是否能再起身行走都是个问题，心性愈发暴躁。蒋苏台为此没少受兄长的恶声恶气。
    这一日，杨埙提着前门致美斋买来的糕点到蒋骨扇铺探访，却被蒋鸣军一顿莫名臭骂，还将糕点也扔了出去，撒了满地。
    杨埙大怒。他虽然只是个漆匠，却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凭借出色手艺扬名海内外，一样能笑傲王侯。坦白讲，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蒋鸣军，明明是匠户出身，有一手祖传好手艺，却嫌弃匠户身份卑微，不惜放弃制扇天赋，走野路子加入京营。世人可以看轻匠户，但凭什么自己看轻自己？
    他好心来探望蒋鸣军，不过是看蒋苏台的面子，却被蒋氏劈头痛骂，说什么一个臭漆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蒋苏台是天鹅，他可不是什么癞蛤蟆。